民国至今本土影像收藏述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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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图：老罐子，2019 蔡东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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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始于欧洲的摄影术正式发明已逾180年。1844年，摄影术诞生五年后，正式传入东土。国内对摄影的认知，从清末“奇技淫巧”的排斥和误解，到民国达成摄影乃“美术之一端”[1]的共识，不过几十年的时间。此后，影像作品开始作为一种艺术收藏品，在中国登堂入室，逐渐被一些风雅之士，以各种各样的善缘而集藏。到今天，中国本土的影像收藏之路，已逾百年。

浙江南浔金桐宅邸陈设，1889 年，仝冰雪收藏 

从晚清开始，本土望族家庭已经开始在厅堂陈设照片。1889 年金桐的夫人冯氏去世，金家承德堂这个房间里挂起了挽幛 挽联，两边悬挂着已故男主人金桐的油画(左)和照片(右)，桌子上为冯氏遗照，两侧还有南浔的各种风景影像。

影像收藏之目的，从最初单一怡情悦性的个人爱好，发展到了今天投资理财的机构介入。那种古玩摊前寻寻觅觅的淘宝乐趣，也逐渐被现在拍卖场上一掷千金的豪气所替代。近二十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网络淘宝的兴盛，全球物流一体化愈加发达，又给影像收藏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挑战。相比传统的中国金石、书画、玉器、瓷器等超千年的收藏史，本土影像的收藏，不仅时间短，目前也还属于小众。笔者草此拙文，略为评述，权当抛砖引玉，以期探讨未来发展之潜力。

摄影术与生俱来的西方文化和工业革命的特质，貌似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和农业大国格格不入，尤其是与中国“旧学”可能毫无关联。不过，笔者首先想为大家介绍的，就是“旧学”大家邓之诚先生从民国初年就开始的影像收藏故事。

邓之诚旧藏:上海的粤妓，佚名照相馆，银盐纸基，手工上色，1880 年左右， 照片及纸条上为邓之诚手书，现北京兆兰堂收藏

邓之诚(1887~1960)，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，被誉为“中国通史权威”[2]，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，门人弟子号称有三千，著有《中华二千年史》《骨董琐记全编》《清诗纪事初编》等。其为人为学，颇有古名士风。这位“旧学”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清末和民国影像的收藏大家。

邓之诚旧藏:老妇人及孩童，北京丰泰照相馆，蛋白纸基，1890 年前后， 卡纸上题跋为邓之城手书，现仝冰雪收藏

1917年，邓之诚应北京大学之聘，任教授。赴北京后，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，兼任《新晨报》总编辑一职。1921年起，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，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。在他主笔《新晨报》时，他就开始收藏《晨报副刊》刊发的新闻照原件，其中就有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时，已经做好了来不及带走的北京老式戏台模型的照片。

当然，更多的照片都是邓之诚从旧书铺、旧货摊、小市地摊，以及打小鼓[3]的手中购买的。据他的学生回忆，很多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，他就出高价收买。除了小商小贩，他的“眼线”中也有一些同好大家。张次溪，著名北京史地风物学者，民国北京民俗界奇人和北京掌故的大家，常常售卖北京照片给邓之诚，被邓称为“相片张”。根据《邓之诚日记》记载，1956年12月19日，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的张次溪又一次上门推销照片:“‘相片张’来，以十三元得照片八十张，云是徐郙后人卖出者。”

夏佩珍肖像，上海沪江照相馆，银盐纸基，调蓝色，明信片格式，1930 年前后，仝冰雪收藏 

收藏明星照在 1930 年代的上海成为时尚，沪江照相馆就以拍摄明星见长。1935 年，上海的《歌星画报》为优待各界读者， 特别赠送上海著名大歌星的亲笔签名，并加题上款之原底照片一万帧。夏佩珍在《火烧红莲寺》中主演昆仑派女侠甘联 珠，一炮打响，红遍全国，成为当时最红的第一位武侠女明星。

邓之诚先生生前影像收藏最丰富时，共有八千余幅之多，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:一是清末民初各种人物照片，上至王公贝勒、达官贵人，下至名优名妓无所不包;二是北京市的风俗照片，茶叶铺开张、妙峰山走会、大出殡起杠、新娘子下轿，等等;三是大树的照片，这是很特别的影像收藏，据介绍，是因为“见乔木而思故国，意识到这样的照片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热爱祖国的内心世界的”[4]。在这琳琅满目之中，更有许多精品影像，甚至到今天，很多影像藏家也可能没有经眼过:宣统元年西太后那拉氏大出殡时所有明器纸扎的大型影集，所拍都是出殡时神武门后景山前大街上的纸扎明器:各种仪仗队、花翎顶戴的纸人纸马、御辇、西式双马大马车、八抬大轿、全份执事，等等。照片都是12英寸大照片，影集应该是内务府负责大殡的机构装订成册赠各国使节的，照片册硬面四周烫金，极为考究。

天津歌妓杨翠喜大幅照片。照片12英寸，是杨翠喜和另外12个女扮男装的歌妓合影。当年，段芝贵以一万两千金买下美艳如花的杨翠喜，赠庆亲王儿子贝子载振为妾，后被告发，此案曾轰动京城。邓之诚先生在自己收藏的很多照片上都有亲笔题跋，而且题得非常细致。在杨翠喜的这张照片上，就有跋语近八百字，交代了杨翠喜案的来龙去脉，最后感叹道“杨翠喜里巷狭邪，非有倾国之貌，因缘附会，亦得传播人口，衰世乏才，乘时擅权者，不能高于此辈，则可慨也”。[5]

可惜的是，邓之诚先生如此丰富之影像收藏，生前未能整理出版，而邓之诚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。1962年，在时任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馆员冯宝琳女士的努力下，通过反复与邓之诚亲属交流，多次谈判议价，最后，北京图书馆以3000元购入邓之诚先生当年收藏的绝大部分影像[6]，凡597种，其单张照片5180张，相册51本[7]。目前，这批冰藏的影像，亟须有志之士的系统研究和发掘。

2002年，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，有20张邓之诚先生藏影释出，被北京兆兰堂主人收藏，笔者所藏这幅即为兆兰堂主人所赠。

邓之诚先生在史学研究中，始终认为读史意义在于国计民生，他非常重视搜集百姓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方面的史料，影像收藏正好弥补了文字记录的不足，这也正是古人“左图右史”治史观念的现实应用。

邓之诚先生不是当时的影像收藏孤例，民国时期，有不少爱好者、文人雅士等开始了自觉的影像收藏。

上海《申报》增刊上，曾刊登一篇关于照片收藏的文章，这个名字为“牛”的作者谈到了自己收藏各种不同照片的原因。他收藏妓女照片、舞女照片、明星照片、淌白(上海对私娼的称呼—作者注)照片，“苟其拍得道地，面庞儿俊俏，我便要买来，把绘图钉订在墙上，朝夕相对，殊觉有趣”[8];收藏山水和古人古物的照片，“世界上名山胜景很多，往往不能前去畅游，倘然看见了照片，也如前去游过一般。又如稀世之宝，历史上有名誉的人物，在事实上无法收藏的，假如看见了照片，也如收藏过或亲炙过一样”;收藏名人照片，“挂在壁间，便如同某要人‘斗室谈心’、‘前席共话’一样”;这位作者也收藏时事照片，当时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，日本侵华，四省沦陷，东北的热血男儿和爱国志士，于白山黑水间和日军搏斗，所以他也收藏了抗日义勇军的不少照片，“看见了这种照片，一腔热血，也觉要沸腾起来”。

《黑白影集 一九三六— 三七》，黑白影社 1936 至 1937 年展览作品合集，当时展览照片都标价售卖，供爱好者入 藏。影易时代供图

有一些摄影爱好者，学会摄影之后，开始收藏名家名作。一个叫“华”的摄影爱好者撰文《摄影忆旧》，回忆了自己的照片收藏，“举凡几位名家的摄影集，只要知道的都去买了来。记得某次参观黑白社的摄影展览会，有两帧标着售价二十五元的照片，我呆呆地立着不想走开，归家来想着用什么办法弄来，即是出于偷窃也是不惜的样子”[9]，今天来看，这位叫“华”的作者，绝对算得上一位影像收藏痴迷者，都快要走火入魔了。

1936 至 1937 年黑白影社展览作品图，影易时代供图

上述引文中提到的“黑白社”，即“黑白影社”，是中国1930年代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摄影团体之一。1930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后，曾举办过四届影展。展览同时，展品标价售卖，观者可以收藏。1937年4月，最后一次影展时，“到场参观者，有中外人士千余人之多，为历届展览所未见......每件作品定价六元，备爱好者收藏购定”[10]。摄影艺展，为培养中国的影像收藏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而社会名流加入影像收藏大军，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影像收藏的社会影响。1941年11月21日，天津影响最大的小报之一《新天津》之副刊，登录了沽上名流、幽默作家陈沉的文章—《关于照像册》，谈及自己的影像收藏，他最钟爱的两本贴册，一本是“贴了咱和老婆订婚时起，直至现时眼下有了小阿龙时每年一张照相片”;另外一本，“是许许多多男女好朋友，五光十色，各有各的好瞧”。不过，陈沉先生收藏的其他照片“顶少数说，也有几百张，并且还都是十分名贵的，一共贴有十几册......不论中国、外国，不论山水人物，只要他的艺术成分十足，咱就爱!”这种跨越国别，注重其艺术价值的收藏理念，已具备了一个职业收藏家的风范。

民国上海滩才女，1930年代有名的美女画家周炼霞，在书画界和诗词界享有丹青妙手和“金闺国士”的盛名。在艺事之外，周炼霞唯一的爱好就是“收集摄影，她的闺中藏有十余册粘着各式各样摄影的册子，其中很多名贵的照片”。[11]周炼霞的摄影收藏还有了投资的意识，因为“炼霞小姐是将它当作一种艺术财产的”。周炼霞影像收藏爱好，不知是否和丈夫徐绿芙有关，徐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摄影师。1928年，为了庆祝结婚一周年，周炼霞的画作和徐绿芙的照片结集出版，取名《影画集》，收入40余幅为周炼霞拍的照片和她的绘画作品。

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外景，胡天石中国影像收藏展举办地，佚名拍摄，明信片格式，1930 年代，仝冰雪收藏

民国时期，也有藏家开始把自己的收藏公开展陈，甚至推向海外。胡天石，1901年出生于江苏江阴，1928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，后曾任国际文化合作会议“中国代表”、国际劳工大会“中国顾问”等要职。他平时喜欢搜集收藏“中国之美术、雕刻、风景之照片”[12]。1933年，中国国际图书馆在日内瓦成立，成为1930年代中华民国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。1935年，调任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的胡天石博士，把自己收藏的各种中国影像在图书馆公开展览，当时正值国联大会召开，嘉宾云集，“大为此间人士欢迎”[13]。这也应当是早期中国影像收藏家为数不多的展览记录之一。

西湖风景，选自《亚东印画辑》，1930 年左右，配日文说明，韩一飞供图 

《亚东印画辑》连续十九年发行，每月十余帧，总发行量估计达几千种，其同源产品又名《亚细亚大观》和《满蒙大观》。目前国内众多机构和私人都有收藏，收藏上千帧的机构和个人不在少数，尤其是这几年大量照片从日本回流，可以说，《亚 东》是市场上单一主题存量最大的历史影像。

《京张路工摄影》(上下册)。同生照相馆谭锦棠拍摄， 1905-1909 年，银盐纸基，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 

照片记录了中国自行设计、建造和管理的第一条干线铁路， 由杰出的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先生设计和修建。

而国家的公藏机构，此时也有通过购买、接受捐赠或者档案接收等方式，开始了影像的购藏。以国立北平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为例:《亚东印画辑》是今天影像收藏者比较多见的系列照片，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日本为了在中国开展情报收集活动，拍摄发行了《亚东》系列照片，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曾购进《亚东》系列照片1639帧[14]。1932年，曾任平汉铁路全路总工程师的法国人普意雅的遗孀，把普意雅拍摄或收藏的照片及其他文图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，这批以北京为主、以平汉铁路沿线地区为辅的地方社会生活照片，大部分拍摄于1900年至1910年间，少部分为此后至1930年代以前拍摄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接收了查抄伪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及其伪“会长”王揖堂的大批照片，内容为日伪时期北京活动，以及王揖堂本人收藏的清末、民国人物照片。这些收藏，构成了今天国家图书馆影像收藏的基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历经各种政治运动，特别是“文革”“破四旧”，对影像的保藏，尤其是清末、民国的题材内容，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破坏。文革“红卫兵抄家”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北京市有11万多户被抄家，上海“抄了10万户资本家”，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[15]，大量被抄走的影像被焚毁，有些则通过档案移交，被存放在国有图书馆、博物馆等，虽然有些在“文革”后被返还了，但大部分后来转成了机构的公藏。各种政治运动之后，能够有幸存留在自己手里的照片，一般家庭也是秘不示人，很难再进行二次流通。

当时也有不少明智之士，或为了化私为公，或为了避免被毁坏的厄运，捐赠或主动上缴了那些有着“封建主义”“资本主义”色彩的影像。1959年，詹天佑后人在詹天佑逝世40周年之际，捐赠詹天佑家族照片集和京张铁路照片集给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，成为北图馆藏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珍贵影像。上海图书馆在建国初期就曾接受过不少显赫家族的捐赠照片，其2007年曾经举办《馆藏历史原照展》，都是从捐赠或建国初期的档案移交照片中选出的精品，涵盖孙中山、李鸿章、唐绍仪、张学良等著名人物，轰动申城。这些照片原系家族私人收藏，有很多是从未披露的“私房照”，又多涉及名人大事，所蕴含的信息也因此而显得异常丰富，文献价值很大;同时，很多影像是名家、名馆拍摄，艺术价值俱佳。

在公藏机构之外，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，除了社会上商业性的照相馆外，摄影更多地成为了通讯社、报刊等新闻记者的专利，其影像作品也变成了职务行为，被供职单位入档。个人影像收藏出现了阶段性的空白。

改革开放后，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急剧提速。全国各地，尤其是大中城市，围绕着旧区改造、市政基础建设，开始了城市的大拆大建。正是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大动迁运动中，很多家居老宅被拆，那里保藏的家族影像，因为先人已逝，或者后人不了解、不喜欢等客观原因，开始以垃圾或者古董的方式走入市场;政府部门、文化部门也开始大规模搬迁，囿于当时对收藏的认知所限，大量展览照片、照片底稿也流入市场。影像收藏迎来了建国后第一个黄金发展期，很多有眼光的市场先知先觉者，跟随推土机、垃圾车的动向，把握住了批量影像收藏的机会。

麻袋级(以麻袋为单位收照片—编者注)照片、底片收藏者赵庆伟先生，人称“破烂王”。通过“清洁工”和“废品收购站”的线人，赵庆伟在1990年代就收藏到各种老照片，号称百万张。从清代到现代，无论是风光、人物肖像，还是家庭、集体合影，只要买得起的他全买。

康学松先生，现在北京第一家私人影像博物馆—拾光影像博物馆的创办者，新闻记者出身。1990年代中期开始，他看到当作废品处理的老照片，抱着学习的心态，开始了影像收藏。他后来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店，得以购进大批送货上门的老照片，总数计几十万张。目前，他的拾光影像博物馆常设展出4000张左右的历史影像。

上海、天津、福州等其他大中城市，也有不少动迁中批量买入的收藏者。例如四川成都樊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在微博中说，已经收藏了几百万张老照片，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化整理工作，这应当是目前本土数量最大的历史影像收藏。以量取胜，占山为王，那个特殊的时代，成就了这批骨灰级的影像收藏者。但正因为是海量收藏，加上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，除了数量，这些影像价值的开发，还需要时间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动迁带来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小，而互联网的兴起，则为影像收藏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。

全国第一个影像收藏团体、杭州之江影社主要创办成员雅集合影，2019 年，韩一飞供图

网络的全球性，交易的便捷性，首先使得大量雪藏海外百年的中国影像得以回归。晚清、民国时期，大量外国人来华拍摄，或者在中国购买了照片。因为社会的稳定，保存条件好等原因，大批中国历史影像重新被发现，借助互联网被交易到国内。

而在国内，各种古董交易网络的兴起，使得照片买卖开始脱离传统的旧货市场、古玩店等，从而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。

不过，互联网的海量是无限的，价格是透明的，一个单体的收藏家，是无法像以前一样全部吸纳买进的，只能根据自己的爱好、理念和经济实力，分门别类入藏，因此，一大批专题收藏家应运而生。

温州永嘉江心屿，1924 年，温州本地爱吾照相馆，仝冰雪收藏

有的藏家聚焦自己所在的城市影像收藏，比如谭金土老苏州影像的收藏、紫日老厦门的收藏、吴燕子老成都的收藏、沙开胜老温州的收藏、徐希景老福州收藏，等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韩一飞老杭州影像的收藏，带动了一大批杭州及其周边城市的本地影像收藏群体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收藏侧重点，后自发成立中国第一个影像收藏团体—之江影社，定期赏影雅集，在中国影像收藏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有的藏家专门热衷某一题材的收藏，比如台湾收藏家秦风民国文史专题;陈申、黄健鹏民国美术摄影的收藏;王秋杭的“收藏女性”专题......我也是从2000年起，开始“实证中国摄影发展史”的专题影像收藏，历时二十余年不辍。

前重庆知府庆宝轩太尊全家相，1890 年左右，重庆均和昌照相馆拍摄，仝冰雪收藏 

收藏地方影像，各种“之最”很重要，均和昌为重庆第一家照相馆，由广东人梁晓初创办 于 1880 年左右，均和昌拍摄了一批最早的川、渝影像。

互联网时代，虽然价格“捡漏”的几率在减少，但影像的研究更为便捷，这为收藏家树立适合自己的收藏理念，坚持独特的收藏方向，提高收藏效率都提供了便利。正是因为专题收藏的单一性和互联网时代研究的便利性，专题影像收藏者可以不时推出自己的研究专著，展览、展示等，更容易从单纯的藏家向学者转化。

2006年，北京华辰拍卖首开影像专场，中国的影像收藏又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此前，虽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专业影廊，集中在进行当代影像的交易，但客户大部分是外国人，本土影响有限。从华辰影像首拍开始，影像收藏的种类开始明晰，主要分为历史影像、纪实影像和当代影像三大类别，价格标杆也变得透明，不时涌现出一些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藏品。国外大宗中国历史影像开始回流，本地深藏的大家族影像，各种稀有照片册等也开始释出。

国内首次影像专拍— 华辰影像拍卖现场，2016 年 11 月 23 日，影易时代供图

今天，作为一个全面进入市场的新兴收藏门类，相比来说，影像收藏的学术门槛不是很高，价格也相对亲民，入门和全面介入资金量不需要很大，并且赝品极少。读图时代，几乎人人拍照和制作图像，这无形中拉近了很多普通人和收藏的距离，使得影像收藏近年来逐渐升温。从越来越多的影像收藏参与者可以看出一二:除了个人藏家之外，国家的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更多地开始通过商业操作模式购藏影像作品。众多的民营企业、艺术基金和公益机构，如IDG风投、香港梦周基金会、北京泰康人寿、影易时代、三影堂、河南全视影像、兰州谷仓、上海复兴基金、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、淄博云志艺术馆，等等，也共同参与到了本土影像的收藏大军中。

正是因为机构背后的资本助力，当今的影像收藏，才重器频出，价格上昂。但这都无法阻挡众多民间影像收藏馆、博物馆或艺术馆开始筹建或开门迎客。也许很多个人藏家或影像学者无法承受拍卖会上的精品昂价，但时代的发展，金融介入影像收藏市场已是大势所趋，也无法避免。资本的巨大力量，对吸引更多的精品重器流入市场，解放影像艺术家的创作生产力，以及推动学术研究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影像收藏的本质，不仅是对影像本身的物理保存，更是一种对其蕴含的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与传承。影像收藏的价值判断，涵盖了历史、文物、艺术等多个方面，相信每个收藏者都有各自的标准。不同的影像收藏者，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和价值判断，保藏、出版、展览、交流藏品，这实际上是与中国影像史构建的一种积极互动，更是对中国影像史书写的深度参与。共同推动收藏背后的影像史学术研究，构建系统的本土影像批评体系，也许是未来中国影像收藏从本土走向世界的关键。

仝冰雪为影像收藏家、摄影史学者。

本文首发自《中国摄影》2020年4月专题“重心归位— 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”

注释:

1.《摄影指南》序言，张元济，1923年，上海宝记照相馆。

2.“邓之诚”条目，《世界人名录》(东洋篇)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，1996年新版。

3.指收旧货的小贩。1949年以前，北京的街头巷尾常常响起梆梆的小鼓声，人们听到鼓声，便知道是打鼓收旧货的来了。

4.《五居士藏影》《水流云在丛稿》，邓云乡著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3月。

5.《五居士藏影》《水流云在丛稿》，邓云乡著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3月。

6.《回顾舆图组照片的收藏》，刘忠民，http://www.chinalibs.net，2009年3月3日。

7.《读邓之诚云居寺摄影集》，吴元真，《收藏家》2002年11期。

8.《申报》1934年12月7日19版。

9.《申报》1935年6月26日18版。

10.《申报》1937年4月6日11版。

11.《申报》1940年11月30日14页。

12.《西京日报》1935年10月13日第3版。

13.《西京日报》1935年10月13日第3版。

14.《老照片‘亚东印画辑’与连续出版物‘亚东’》，李翠薇，《文献研究》，国家图书馆。

15.《破四旧时毁坏了中国多少珍贵文物》，新华网，2013年8月12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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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摄影》2020年4期专题文章目录

 · 重心归位——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  文/ 郑浓

 · 民国至今本土影像收藏述略   文/仝冰雪

 · 刘云志:收藏影像，传承历史   采访/ 李森

 · 黄建鹏:我的摄影收藏有两条主线  采访/郑浓

 · 罗勇:分享大于占有  采访/王江

 · 雨人:从摄影爱好者到影像藏家 采访/王江

 · 摄影在中国的观看、再现与表达——泰康摄影收藏的本土化路径  文 / 唐昕

  · 杨延康:摄影收藏是我精神的延伸 采访/李森

  · 蔡东东:一位艺术家的非典型摄影收藏 采访/李森

  · 我看中国影像收藏本土化 文/曾璜

《中国摄影》2020年4期专题推介

相比较传统的书画、瓷器、玉器的收藏，影像收藏在中国的历史相对较短，但是依然不乏很多藏家因各种善缘而进入这一领域。近些年，中国对自己本土影像研究的权重正在逐渐增加，本土摄影史的脉络正在逐渐清晰，本土影像收藏的切入点变得多元而丰富，关注本土摄影的资本对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轨迹，正在做出自己的认知与判断。《中国摄影》2020年4期以专题的形式对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进行了探讨。不仅邀请一些行业内的研究者撰文，更是采访到很多中国本土影像藏家，他们的现身说法，可以让我们一睹行业的现状，同时引发对影像收藏本土化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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